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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培頓錯誤」談起
作者:陳瑞仁檢察官 / 出處:火線話題
從「培頓錯誤」談起
2002/2/15 上午 08:36:25
陳瑞仁
從「培頓錯誤」談起

西元一九七0年一月十四日,紐約警方經過四十八小時之縝密調查後,認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信「培頓」先生是某汽車加油站凶殺案之嫌犯,在沒有「急迫情形」下,六名警探前往培頓先生所住公寓欲行逮捕,於敲門未獲回應後破門而入,雖屋中無人,但依目光所及(plain view)扣押一彈匣。事後法院認為此次逮捕,因警方未持拘票,而判定違法,所扣得之彈匣不得做為証據。此案例Payton v. New York, 445 U.S. 573 (1980)成為非法「無票逮捕」的名案,警方所犯之錯誤,史稱「培頓錯誤」(Payton Error)。西元二00二年二月一日,台灣發生了法院判定警方持檢察官簽發的拘票逕行拘提羅福助為不合法的案例,這次的錯誤是在何方?歷史將如何取名此次錯誤?

培頓案所帶給美國法制的結論是:如果有相當理由足信某人犯罪,警察無庸持有拘票,可以在屋外逮捕該嫌犯(不限於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參United States v. Watson, 423 U.S. 411 (1976)),但如要進入住宅內執行逮捕,除非情況急迫,則一定要持有拘票(亦即「緊急逮捕」時,得進入住宅內執行無票逮捕)。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拘提可以分為有票與無票二種情形,最廣義的無票拘提包括現行犯、準現行犯與通緝犯的「逮捕」,狹義的無票拘提指刑訴第八十八條之一所定之「逕行拘提」,須以「情況急迫」為前提。有票拘提則無須有急迫性,例如經司法警察約談未到案(刑訴七十一條之一)或經檢察官或法官傳喚未到庭(刑訴第七十五條)或檢察官(法官甚少用)未先傳喚即先抓人的「逕行拘提」(刑訴第七十六條,即本次之羅案拘提),這三種情形法條上均未規定須「情況急迫」。前二種有票拘提之重點在於「先前未到場有無正當理由」,第三種有票拘提之重點則在於「犯罪嫌疑是否重大」。這次院方的裁定書討論七十六條時,稱「乃應審酌檢察官簽發拘票將被告拘提到場,究竟有無合乎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要件之急迫情形」,仍有提到「急迫性」,不知有何依據?

與美國法制相較,我國刑訴七十六條除核發權人包括檢察官外,另有一特色,就是美國法官在核發拘票時,只審核「有無相當理由」,但我國七十六條除了規定「犯罪嫌疑重大」外,另規定須有「無固定住居所、逃亡或逃亡之虞、滅証勾串之虞、所犯為重罪」四種情形之一。這些文句並未在第七十一條之一與七十五條出現,難道只因為事先未約談或傳喚,即須有這麼嚴格的要件嗎?換言之,第七十六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到厎是「形式要件」或「實質要件」?既然有「犯罪嫌疑重大」做條件(其標準應比美國的「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還高),還須用這四款做實質限制嗎?

第七十六條之立法理由(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為:「查刑訴律第八十條理由謂,傳喚被告原則上必用傳票,所以尊重人民之自由。惟本條所列各款,恐或有倖逃法網者。故許逕行句攝。又查刑訴條例第五十條理由謂,原案第八十條第二、第三兩款,稍一濫用,恐背約法保障身體自由之旨,故本條例以犯罪嫌疑重大者為限。」細讀這些文字,尤其是後段文字,可知立法者認為一至四款只是形式限制,所以只要「稍一濫用」,即「恐背約法保障身體自由之旨」。換言之,一至四款僅是逕行拘提之形式上「官方理由」之規定,而非「實質條件」,「犯罪嫌疑重大」才是實質條件。所以我國對於有票拘提,其條件與美國一樣注重在犯罪嫌疑之程度,而非「有無逃亡或勾串之虞」。

論者或有以為:如果七十六條一至四款只是形式條件,那何必在五十六年修改刑訴法時,在七十六條第二款與第三款加上「有事實足認」這幾個字呢?這問題的答案可能在於第七十六條與第一0一條之關聯性。八十六年刑訴修訂之前,第一0一條之條文是「被告經訊問後,認為有第七十六條所定之情形者,於必要時得羈押之。」當初立法者(十七年之「前法」與二十四年之「舊法」)「借用」逕行拘提之文字來規定羈押的前提要件。結果,當後來的立法者(五十六年)覺得有必要將羈押的條件嚴格化時,也只能從第七十六條下手,所以,第七十六條加上「有事實足認」五個字的原始目的,應非提高逕行拘提的條件,而在於提高羈押的條件。
更何況到了八十六年十二月修法將羈押決定權劃給法官後,第七十六條與第一0一條之關聯性被切斷了,因為第一0一條不再「借用」七十六條之文字(即「認為有第七十六條所定之情形者」這幾個字不見了),而獨立規定一至三款之羈押理由。此三款文字其實與第七十六條第二至三款完全相同,為何要做這種改變?不論立法者有心或無意,其目的就在於斷絕七十六條與一0一條之臍帶,這種斷絕其實非常正確,因為逕行拘提本質上只是犯罪調查機關「初次接觸人犯」(first contact)之多種選擇方式之一(其他方式為自動到案、約談、抓現行。在美國一向是以逮捕為原則,約談為例外),且大部分的情形在逕行拘提前是根本尚未訊(詢)問,且拘提之結果只是短暫之人身拘禁;而羈押是訊問後之程序,且關乎長期拘禁,所以羈押之前提要件當然遠比拘提嚴格,從而八十六年之修法斬斷一0一與七十六之關聯是非常正確的作法。但遺憾的是,這次被告羅福助的羈押審查,在程序面,承審法官一直集中在「二審事物管轄」的問題(拘票由二審檢察官簽發是否合法,即有無二五0條之急迫性),對七十六條之「逕行拘提」要件完全未調查,到了羈押要件審查時,對「虞逃、滅証勾串」雖有調查,但這是一0一條之審查,而非七十六條之審查。如今院方在事後發現違反「事物管轄」之理由似嫌牽強後,遂將一0一條之審查說成是七十六條之審查,而且把七十六條之標準,拉高至與一0一條同高,這是檢方最難以理解的地方。

接下來的問題是:縱然做為羈押前提之拘提被判定為「違法」,就一定不能進而審查羈押嗎?就連毒樹果實理論之鼻祖美國,似亦不當然做此推論。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Crews, 445 U.S.463 (1980)案中,肯定非法逮捕後之庭內指認之証據能力;在New York v. Harris, 495 U.S. 14 (1990)案中,判定培頓錯誤下之非法逮捕,因為仍具有相當理由,故被逮捕之嫌犯在警局內之自白,仍有証據能力。此外,採「逮捕前置主義」的日本,東京高等裁判所在「早大事件」案例中(東京高判昭四九.二.一五),亦肯定錯誤的現行犯逮捕後(案發後數小時始大規模逮捕),一審法院的羈押裁定仍為合法。這次我國羅案之一審法官認為拘提不合法,第一次(新聞稿)之理由是「違反事物管轄」,第二次(裁定書)的理由是「無逃亡與滅証之虞」,都不是「罪嫌不足」(即並不是「無相當理由」),依上述美國與日本之判例,都不應影響到羈押之審查,但我國法院卻依據僵硬的推理,拒絕進一步做羈押要件之審查,亦是令人扼腕。

准不准羈押當然權責在於法官,此點檢方絕對尊重。但如果本件院方在駁回聲押當天明白宣示不准羈押的理由是不符合一0一第一項之二、三款,也不會引起如此喧然大波,檢方所受到的責難也不會如此嚴厲。培頓錯誤使美國警方得到慘痛教訓,在進入住宅內逮捕人犯時牢記一定要持有拘票。但這次我國之案例是在持有拘票下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執行拘提,竟然仍被判定違法。我們至今真的還不清楚錯在何方,也不知如何命名此項錯誤
200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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