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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詢筆錄在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潮流中之定位及價值
作者:指南施五 / 出處:火線話題
警詢筆錄在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潮流中之定位及價值
2003/6/20 下午 02:33:04
指南施五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本即欠缺司法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之直接規定,但在實務運作上,司法警察在詢問犯罪嫌疑人或關係人時莫不製作調查筆錄,一般稱為警詢筆錄;若就職務上所製作之筆錄加以分類,大抵可分為約談紀錄、緊急拘提紀錄、自首紀錄、檢舉報案紀錄、證言紀錄及勘驗紀錄等等。而警詢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學說上固有抱持不同意見,認為司法警察所製作筆錄,既無法律明文之授權與依據,應不具有證據能力。但在司法審判實務上則多採取容忍之態度,亦即認為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關於證據之蒐集與調查,並不限於法院及檢察官始得為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亦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其依法定程序所製作之訊問筆錄,即屬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可為證據之筆錄之一種,法院依直接審理方式,顯示於公判庭加以調查,仍有證據能力;易言之,司法機關對於警詢筆錄實甚為重視,對警詢筆錄之合法性未予置疑。
司法院於八十七年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就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達成「強化當事人主義」、「促進當事人實質平等」、「修正自訴制度,確立以公訴為主、自訴為輔之訴訟構造」等共識及結論後,已陸續提具相關刑事訴訟法之修正草案俾建立實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法制基礎。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警詢筆錄,在因應未來刑事訴訟程序改革之潮流下,其證據能力及價值是否因此產生質變,也值得我們注意。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林邦樑主任檢察官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於調查局主講「蒐證技巧與法庭證據使用」曾特別指出,若司法警察(官)之訊問筆錄往後被認為無證據能力,則筆錄製作之實益何在?依林檢察官觀察所得,新制之將實施,似乎仍造成部份司法警察人員的疑慮,而林檢察官對此一問題之解釋,因偏於法律要件立論,尚未論及警詢筆錄在犯罪偵查過程中應有之定位,仍未能完全釋疑,故本文論述之重點,擬以警詢筆錄在未來公訴制度、交互詰問等機制下,其應有之定位與價值加以探討。

首先,警詢筆錄依前文所述均能被採酌成為證據,可供法院審酌作為裁判之依據,一般人亦以製作筆錄之效果即得作為有效之證據資料,視為書證的一種,而與物證、人證鼎足而三,為檢方論告起訴之證據。在犯罪事實的偵查程序中,我國是將檢察官定位為偵查主體,司法警察機關則定位為偵查之輔助機關,然而司法警察依法亦有主動發動偵查之權力(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項但書、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是以對於犯罪事實之調查、犯罪情況之重現,實與檢察官具有同樣之權責及義務,司法警察對於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等,自然有義務盡力蒐集完整周詳之陳述以求發現真實。且九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已揭櫫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舉證責任,同條第二項更明定「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得以裁定駁回起訴」。是以,檢察官將來為充實其起訴之基礎及說服法院肯認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大幅採用司法警察(官)製作之警詢筆錄作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將不難想見,其證據價值自此可見一斑。

其次,犯罪證據資料不僅只有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之陳述,尚有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資料,相對於人證可能失真、錯誤、矛盾等缺陷,其證據價值更往往超過人證;然而不可避免的問題是,辛苦蒐集而來之物證、書證可能流於零散片斷,不能自言自明,如何將這些具體客觀但零散片斷之證據資料合理的組織串連,使其呈現出犯罪經過及事實之原貌?仍然只有靠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等之陳述加以補強才行,故司法警察(官)在製作警詢筆錄時針對犯罪嫌疑人及關係人作詳實周密之詢問,舉凡被詢問人之背景資料、生活狀況、犯罪動機及心態、證據之關聯及補充、受詢態度及行為惡性的突顯等等,都能提供作為檢方參考之用,這對於提升偵查效率、協助檢方掌握案情關鍵,甚至形成初步心證等均有重大影響,其重要性自不容置疑。另根據筆者之經驗,檢察官因受理案件龐雜、事務繁多,對於刑事案件之眾多關係人等常常不能分割太多的時間精力作詳盡調查,此時則需倚重對司法警察(官)之指揮偵查,以彌補查證之不足。謹以製作訊問筆錄為例,檢察機關在初步審閱司法警察(官)製作之警詢筆錄後,於嗣後之偵查程序中經常僅就犯罪構成要件部分作重點詢問,其次再詢及犯罪嫌疑人或關係人陳述之任意性及司法警察(官)有無非法取供等情,即完成筆錄製作,檢方筆錄為何得以如此精要?其原因也在於司法警察(官)合法取得之陳述筆錄足以作為證據之用、其筆錄的周密性值得信賴之故。

再者,司法警察(官)於調查證據階段所製作之搜索、扣押、勘驗、鑑定、通訊監察、測謊之各項紀錄,亦均為廣義之警詢筆錄。其中有關搜索及羈押之強制處分權已移轉給法院,故針對搜索及羈押之聲請,均須提出足以令法院相信搜索及羈押確有相當理由之充足資料始可竟其功。搜索固然要檢具相關證據資料,而羈押更須檢察官於法官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陳述羈押之理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以證明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0一條所定之羈押要件,此時偵查階段所蒐集之物證通常尚未如進入法院事實審般的充分,在實務運作上,法院審查的這些「相關資料」及「必要證據」有極大的比例是屬於詢問關係人等之警詢筆錄,其重要性可以想見。

復次,依九十一年十月廿五日司法院、行政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條文第二百十九條之一,為發現真實及保障告訴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之權益,於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於偵查中得聲請檢察官實施搜索、扣押、勘驗、鑑定、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而檢察官受理證據保全之聲請後逾法定期間未為保全處分或駁回聲請時,聲請人得直接向法院聲請保全證據,以尋求救濟,而增訂了偵查中聲請保全證據之程序。是以,在刑事訟訟法修正證據保全新制實施後,檢察官或法院遇有受理證據保全之聲請時,其倚賴指揮司法警察製作相關之詢問筆錄以明實情,當屬可預期之必然趨勢。

又次,在公訴程序交互詰問的機制下,警詢筆錄必將更為重要。因為警詢筆錄未來除可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得經審酌成為證據之外,負責調查證據的司法警察為輔助檢察官協同實行公訴,除需「攜帶卷宗到場旁聽,就交互詰問過程中之任何疑點或狀況,幫忙翻閱卷證,迅即遞送紙條或與公訴檢察官耳語,駁斥被告辯解、證人不實之證述,適時提出證卷佐證,提供第一戰線最佳之後勤支援」(節錄台北地檢署張熙懷主任檢察官「如何發揮統合戰力,協同實行公訴」演講資料)外,更需經常到場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此時「分析爭點,洞查弱點,透悉心證,以為攻防之因應,摘製筆錄,詳列證據,預擬詰問要點及攻防步驟」(節錄同前),在在都需要以周密堅實之警詢筆錄為基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總之,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警詢筆錄,依既有之判例實務見解原即認有證據能力,在九十一年十月廿五日司法院、行政院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條文第四十三條之一更進一步賦予司法警察(官)對於製作詢問、搜索、扣押筆錄之法律依據,嗣後對於警詢筆錄得否被司法機關採為證據之爭議可以休矣;換言之,警詢筆錄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法律定位可自此確立。另外,為因應「強化當事人主義」、「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等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潮流,警詢筆錄在證據調查、搜索羈押審查、證據保全及起訴審查過程中具有各種無可替代的價值已如前文所述。尤其針對交互詰問新制全面實施後,對檢方資料之提供及補充、以及司法警察(官)以證人身份出庭應訊時之陳述準備工作,均具有關鍵性之作用。而參諸九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既已揭櫫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舉證責任,暨當事人就證據之調查有主導權等進步思想,是以檢方之舉證責任勢必日形加重,相對地,司法警察(官)之舉證責任亦將同等加重,警詢筆錄之製作品質將越形重要,亦可預期未來對警詢筆錄應更精確、更周延的要求也將越來越多,這是司法警察(官)無法迴避的責任,也是司法警察(官)在面臨實施公訴制度、交互詰問新制的潮流中,對於警詢筆錄未來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定位與價值所應有之體認。
200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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